也成了鄭守林老人會寫的第1397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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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班上總遲到回國後,鄭守林先回老家與張桂琴完婚,而後於1956年奔赴黑龍江北大荒,參加八五二農場的創建工作。

1970年春天,在鄭守林從會寫的100多個字當中挑出了40多個字,給農場領導一筆一划地寫了一封推薦信,推薦中學代課教師張殿學到連隊做技術員。一周之後,張殿學來連隊報到。鄭守林特意買了一支英雄牌鋼筆,並讓張桂琴用紅色絨布做了一隻筆套一併送給了張殿學。

有學者著文披露,掃盲教育是我國在建國初期教育工作的中心,根據教育對象不同分為工礦企業工人教育、幹部教育、農民教育三類,分別由工會、文化部門和教育部門負責,各部門都專門設立了學校用於開展掃盲教育。

驀地,三歲的鄭依墨—鄭晨的女兒、鄭建華的孫女、鄭守林的重孫女跳到張桂琴面前:“太奶奶,啥叫文盲?”

史料記載:新中國成立時,國際形勢嚴峻,全面振興國民經濟已是燃眉之急。當時各地基層幹部、群眾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中堅力量,而工人則是現代工業的生力軍。

起初,年輕的張老師以為鄭守林是來交流孩子的學習問題的,後來才知道,鄭守林是來請將的。

然而,中堅力量和生力軍當時的文化水平非常低,要使他們能夠充分理解黨的政策、響應政府對國內外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就必須提高識字量。對此中央提出,從1951年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掃盲運動,並將掃盲教育納入正規的學制中。

根據中央掃盲工作委員會在1953年提出的脫盲要求,幹部和工廠工人的識字量為2000字,城鎮工人和市民的識字量為1500字,農民的識字量為1000字。

“墨”,是鄭守林有生之年學會書寫的第1397個字。

1987年,光榮退休的鄭守林到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字典和10本小學生用的生字本。1997年,鄭守林的識字量突破了1000個,並開始從郵局訂閱《人民日報》。2007年,80歲的鄭守林給在北京某中央直屬單位工作的孫子鄭晨寫了一封長信,勉勵他學無止境。鄭晨發現,爺爺的信字跡工整且無一錯別字。

儘管鄭守林認為自己已經開始認字了,但量化來看仍屬文盲。

這一時期,全國各地撒落在田間地頭的農業合作社均舉辦了規模不等掃盲識字班,擁有軍隊血統的軍墾農場也組織力量,對以復轉官兵為主的農場建設者進行掃盲教育。

告誡子孫別做“睜眼瞎”20世紀七十年代末,鄭守林被調到同屬黑龍江墾區管理的油料儲備庫做分管安全生產的副主任,去上級主管單位開會成了常態工作。

2014年7月22日清晨5時,87歲的鄭守林合上了已經睜了一夜的眼,安靜地從這個世界離開。

正當鄭守林自喜取得的識字成績時,國內正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掃盲運動”。

鄭守林所在的農業生產連隊距最近的識字班並不遠,只有3公里,但由於識字班開課基本都在晚上,而這正是機車檢修的時間。這期間不僅需要他現場調度指揮,有的時候還需親自上手維護。因此,鄭守林就成了識字班上的遲到名將,最後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儘管如此,鄭守林還是鼓勵妻子張桂琴去掃盲。起初,張桂琴認為自己是婦女,識不識字不重要,在家帶孩子做飯才是正道,結果卻遭到鄭守林呵斥:“現在不是舊社會,新中國的勞動婦女和男人是平等的。”

此後的3年裡,鄭守林繼續受阿爾茨海默病影響,對身邊的人和事已經淡忘了。“墨”,成老人會說不會寫的口頭禪。

而後,鄭守林作為人民解放軍戰士參加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直至赴朝作戰之前,他除了之前4個字,還會寫“毛主席”“共產黨”“人民解放軍”。

2014年春末夏初,張桂琴發現鄭守林自行坐在書桌旁,一邊看著鄭依墨的百天照,一邊在紙上寫“墨”,直至2014年7月18日住進醫院。

鄭守林如獲至寶,把這四個字天天帶在身上,放牛、打柴的間隙用樹枝在空地的沙土上臨摹,未出五日便牢記於心。一日,他又從私塾先生家門前經過,想再進去求幾個字,卻被家人告知老先生因體弱已經卧床不起了。至此,“鄭守林”和“窮”就成了他童年和青年時代認識並會書寫僅有的4個字,直到解放戰爭爆發。

帶著15個字跨過鴨綠江1927年,鄭守林出生在遼寧遼陽,父母是裁縫。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占遼陽後,鄭守林的父親帶著全家5口逃至鄉下,寄住在父親的堂弟家。

40字的推薦信1969年,鄭守林的長子鄭建華12歲,上七年級。代課的語文老師名叫張殿學,是一位北京來的知青。在一次需要家長簽字的作文本上,鄭守林發現張老師在給鄭建華作文的評語欄中用紅筆留下了幾行字,儘管這些字有一大半他看不懂,但他覺得張老師的字很清秀,於是便有了見一見張老師的想法。

1950年10月隨部隊跨過鴨綠江到1953年7月凱旋迴國,這期間,鄭守林識別並能書寫的字數已達到50多個,這當中有“三八線”“美帝國主義”“坦克”“和平”等詞組。

聽話的張桂琴第二天晚上就去識字班上了課。讓她頗為意外的是,來上課的婦女占了一多半。因此,張桂琴的學習積極性很快就被調動起來了。每次上課回來後張桂琴會把學到的生字教給鄭守林,鄭守林的識字量在這段時間也增加到一百多個。但隨著兒女的陸續出生,難以保證聽講時間的張桂琴,此後也就很少再去學習了。而那些能夠堅持背著吃奶的孩子繼續聽講的女同學有的被農場抽調做了會計,還有的做了食堂管理員。

事後鄭守林覺得新領導話糙理不糙。於是他把這件事告訴了4個正在求學路上奔走的兒女,多年以後又將給孫子孫女們聽。

由於識字量不夠,每次開會鄭守林都不做記錄,就只帶耳朵去聽,回來後再憑記憶做彙報和傳達,基本上能夠記全會議內容。可是有一次,新上任的上級主管單位領導發現自己講話時,臺下的鄭守林不拿筆也不帶本,於是將這種目無領導的情況反饋給鄭守林的直接領導。直接領導本想說出實情求得領導諒解,沒想到新上任的領導卻更生氣:“識字不多不就是文盲,不就是睜眼瞎嗎?睜眼瞎怎麼能建設好社會主義?”

由於鄭守林在朝鮮戰場中是坦克車的車長,故一到北大荒便被分配到八五二農場二分場4連做副連長,分管開荒機車的管理和維護工作。

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婦女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90%以上的婦女是文盲,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要工作的婦女文盲又占全國文盲總數的95%以上。

清香繚繞,音容宛在。遺像前,張桂琴把家族成員叫在一起:“老頭兒(指鄭守林)光明磊落了一輩子,唯一讓他抬不起頭的,自己是個文盲只會寫千百個字。所以他最希望你們活到老學到老。”

送葬的前一天,鄭守林曾經的部下張殿學從北京趕來。靈堂之外,他把一支用紅色絨布筆套裝著的鋼筆交給鄭守林的次子鄭建友。

而“墨”字,也成了鄭守林老人會寫的第1397個字,也是最後一個。

遵照鄭守林遺願,長孫鄭晨將爺爺骨灰中的一部分,撒於來北大荒工作後的第一個地方—黑龍江省八五二農場二分場四連。

葬禮結束的當晚,鄭守林的遺像被老伴張桂琴和長子鄭建華擺放在家中的書桌上。

得知鄭守林的來意後,張老師當場就答應了下來,而事實證明,鄭守林請將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一月後,在農場各個連隊的機車維護競賽中,他們連隊的機車性能最好。

1946年,鄭守林在去鎮上買洋火的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抓去作了壯丁。1948年3月,我東北人民解放軍對固守於吉林四平的國民黨守軍進行肅清,鄭守林所在的團就地起義。

原來,隨著農場開墾土地面積的增加,農場新增了不少大馬力作業機車以及先進的開墾種植設備,而原來以專業官兵為主要技修力量的人員,文化水平不足,很難在短時間對照上級給的文字材料對機車和設備進行標準化養護,因此急需一名文字理解能力強的,又能講通說透的人來補課。

8歲起,鄭守林被送至鄰村最大的一個莊戶家做長工。9歲那年,在村中井口提水回來的路上,為了躲避一隻野狗追擊,鄭守林誤入了一個私塾先生的家裡。老先生見他與自己孫輩年齡相仿便問他叫什麼、想識字嗎。鄭守林低頭不語,半天才擠出了一個“窮”字。先生搖搖頭,在一角廢紙上用小楷寫下了4個字—“鄭守林”、“窮”。

2011年,鄭晨的女兒鄭依墨出生。84歲的鄭守林原本想寫一短詩送給重孫女,但發現“墨”字還沒學會。老人的次子、在哈爾濱從事在線教育工作的鄭建友在電話里安慰父親說:“您已經認識1395個字了,很偉大了!這個字您只要認識就行了。”“不行,不做睜眼瞎!”